借用政策之手把握周期机会
当投资群体对政策不再信服或群体心理过度膨胀时，政策就会失灵，政策失灵会加剧市场失灵，加重危机。为防止政策失灵与市场失灵共振，政策的导向就得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借用周期变化，推出新政，推动估值修复。
这是因为，在日常投资中，投资人往往受“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所染，在心灵中落下“灰尘”，蒙住心灵之镜的反射功能，蒙住正确的判断力，或者判断力为习性所绑架，明知可为而不为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情况就会不由自主地发生，在行动上受内在的潜意识习惯力量左右，成为习惯的奴隶。为了解除习惯力量的负面影响，让投资行为回归理性的正常路途，对于投资人来讲，建立“心灵”浮动盈利账户，在宁静状态下做出正确决策十分重要。
对于国家资本来讲，作为全体居民的信托管理人，在社会保障、公民平等和税负平衡上统筹安排，减少市场不确定性，从而不断创造帕莱托最优，提高全体投资人的幸福指数方面可做下列工作：
一是构建公平公正的面向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国家既是个体和厂商“信托”的总代表，为全体人民提供社会、医疗、住房保障、环境保护和个体无法行使的全国性救济活动和法律秩序。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住房保障、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国家为机构和全体居民创造“公益服务”的典型动作。国家“公益服务”创造得好，全体人民将直接得益，直接改善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从而增进幸福感，居民将乐意消费、敢于消费、能够消费，从而重新构建一个新市场，从而令消费、投资、出口均衡发展，为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最大的群众消费基础，并为城乡平衡、地区平衡、产业平衡发展提供条件，在消费扩容的同时实现消费升级，新品牌、新消费、新行业将可能出现。国家为了可持续地做好“公益服务”，相关保障资金需要保值增值，为此需要进行制度创新，让有关保障资金长线入市，通过分红等形式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二是通过改革户口制度，释放农民的巨大消费能量。要真正启动以农民工为基础的低收入者的消费，不仅要改善他们的收入支出结构，改变他们的家庭资产负债表，还得设法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农民工能否获得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福利，将是社会体制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志。正在进行的中小城镇户口改革的核心是，政府补助农民，让农民享受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失业保障，以换取农民消费乘数的扩大，由消费扩大而推动经济增长，由经济增长而保障税收增长，政府再通过税收增长弥补国库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
三是通过农民工福利对称的税收减免，鼓励城市吸纳农民就业。与户口对称的是农村土地，如果农民享受了政府补贴下的城镇居民的福利，一个城市承担了农民工就业，支付了相关福利，国家在国税上就得有相应的减免，吸纳农民工就业越多，承担和支付的福利越多，对称减免的税收或者地方留成比例越大，从而调动起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与企业雇佣农民工的积极性，将本来转移支付的部分预算安排于农民工的就业和福利，逐步建立城乡居民平等的社会保障机制，打破户口制度下的城乡隔离壁垒，重构新时代中国城乡关系，释放中国农民的消费潜力，进而增进全社会的效益，打开并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
对于机构资本来讲，要想在社会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中实现持续发展，就得处理好国家利益（税收与法律）、本身利益（合理利润）、合作方的利益和居民利益（适当的工资水平和合格优质的商品）的关系。
对于投资人来讲，居民既是消费市场扩容与消费升级的力量，也是产业升级幕后的基础力量，更是资本市场的直接力量。居民既是消费者，也通过储蓄行为成为投资的资金提供者，还是直接投资者。对于投资人而言，寻找并储备国家政策扶持、管理创新、工艺水平创新、技术创新、资源垄断或市场创新的企业，将为价值实现提供最基本的标的。如果能够掌握经济发展周期，在资本市场周期的低点进行投入，在周期的高峰抛出，则会实现最大收益，因为这时估值最高。资本市场周期的低点，往往是群体最悲观的时候，周期的高点将是群体最乐观甚至癫狂的时候。2012年正处于群体悲观向心态修复的过渡期，投资人在此时介入，或许有希望得到周期力量的加持而获得期待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