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的疯狂：密西西比计划始末 欢迎阅读金钱的疯狂：密西西比计划始末
密西西比泡沫的主角是约翰·劳。其实，他对信用的原理和真正原则了如指掌，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熟悉金融问题。只是他没有料到，整个国家人民贪婪的狂潮；他也不知道，自信象怀疑一样，可以无限制地增长，希望可以象恐惧一样四处泛滥。
有一个人，他的性格和经历与1719年和1720年的那场大阴谋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我们只能以它的始作俑者约翰·劳(John Law)一生的简短描述作为密西西比大疯狂的历史的开场白。历史学家们有的认为他是一个骗子，有的说他是一个疯子，众说不一。在他的一生中，由于他的计划的不幸后果深深地印在人们的心里，人们就用这两种称呼来叫他。但是，后世之人发现如此对待他是不公平的，他与其说是骗人，不如说是受骗；与其说是犯罪，不如说是受害。他对信用的原理和真正原则了如指掌，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熟悉金融问题；他所建立的系统轰然崩溃主要不是因为他的缺点，而是因为他建立这个系统的基础--人们--的不是。他没有料到整个国家人民贪婪的狂潮；他也不知道，自信象怀疑一样，可以无限制地增长，希望可以象恐惧一样四处泛滥。他如何能知道法国人会象寓言中的那样，在他们发疯般的渴望中，杀掉给他下了那么多金蛋蛋的鹅呢?他的命运就象第一个从伊利湖向安大略湖漂流的划船一样。他出发时，河面上波平如镜，视野宽阔；他的行程既迅捷又愉快；此时来看，有谁能阻挡住他前行的轻舟呢?可是，天哪!眼前就是大瀑布；当他明白时，时间已经太晚了。以前载着他快乐前行的水流如今竟成了他的葬身之地。他试图按原路返回，但是水流太急了，他微弱的力量根本不足以对抗；于是，随着时间的一点点流逝，他离那势如雷霆的瀑布也越来越近。他与河水一起飞越嶙峋的岩石，还有他的小船，也一道落入谷底，被水面撞成了碎片。劳和法国人就是这样，劳是划船人，法国人是河水。
约翰·劳于1671年生于爱丁堡。刚满14岁就被父亲带到会计室中艰苦劳动了三年。他对于数字表现出了非常的热情，年纪不大时就在算术上显示了非凡的才能。1688年父亲去世，从此他就完全从令人厌烦的事务中脱身出来，带着继承来的收入，到外面闯荡世界。
他先后在伦敦、佛兰德斯、荷兰、德国、匈牙利、意大利和法国游荡了多年。他对各个国家的贸易和资源变得异常熟悉，并日益坚定地认为，如果没有纸币，任何国家的经济都不可能繁荣。在这14年中，他的成功似乎主要在于赌博方面。在欧洲各国首都每个有名的赌场里，他都声名显赫，人们都认为他是同时代最精于计算、善于利用错综复杂机会的人。
1715年，法王路易十四去世，奥尔良公爵被指定为摄政王。这时候，法国的财政到了崩溃的边缘，由于国王的腐化堕落和上下各级官吏的争相仿效，整个经济秩序一片混乱。全国的对外债务已达30亿里弗赫(Livre法国旧时流通的货币名)。而每年的税收总共才14500万。为改变局面，摄政王下令重铸货币，这样一来货币贬值1/5，那些拿1000个金币或银币到造币厂的人领回了面值相同的货币，但是金属的重量只有原来的五分之四。借助这个计谋国库获得了7200万里弗赫的收入，国家的整个商业操作变成了一团糟。税赋数目的轻微减少平息了民众愤怒的呼声，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人们忘记了未来会出现巨大不幸。
在这场财政纷乱之中，劳出现了。他向摄政王提交了两份备忘录，提出由于货币不足以及货币贬值，噩运已经笼罩了法兰西。他认为如果没有纸币的辅助，金属货币远远不能满足一个商业国家的要求；他还特别以英国和荷兰为例来阐明纸币的好处。他用许多关于货币信用的真实论据来说明重建法国货币信誉的办法，因为当时法国货币在欧洲诸国中十分不景气。他建议摄政王建立一个银行，这个银行有权管理国家的税收，并以这些税收和不动产为基础发行纸币。他还进一步提议以国王的名义管理，但必须由议会指定而组成的委员会来控制它。
1716年5月5日，皇室发布命令，授权劳与他的兄弟一道建立一个名叫“劳氏公司”的银行，它发行的纸币可以用来缴税，资金为600万里弗赫，每500万里弗赫一股，共分为12000股，其中1/4可以用金属货币购买，其余的可以用国库券的形式购买。
约翰·劳从此踏上了通向成功的康庄大道。30年对金融事务的研究使他在处理银行事务时游刃有余。他使自己发行的纸币可以随意购买或兑换，并且发行后价值不变。这是他政策的主要成就，并且立即使他的纸币变得比金银还要有价值，后者经常会由于政府不明智的干预而贬值。一千个银镑在第一天还与它们的面值相符，第二天就会跌至原来的5/6；而劳氏银行发行的纸币则一直保持它原来的价值。劳同时宣布，如果一个银行家在发行纸币时没有足够的担保可以满足所有的要求，他就只有死路一条。上述一系列事件造成的结果是：他的纸币在公众心目中的价值迅速升高，比同样面值的金属货币价值高出1%。不久，全国的商业贸易就从中获得了利益。逐渐萎缩的商业慢慢复苏过来；人们开始按时纳税，抱怨声也渐渐少了；人们心中对纸币的信任完全建立了，如果这种信任继续下去的话，整个境况会变得更加有利。一年之中，劳发行的纸币的市场价格超过了面值的15%，而国库券，或者说是由政府发行、用以偿还奢侈的路易十四所欠债务的证券，则下滑到了面值的21.5%。这个对比对劳太有利了，以致于整个国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他身上，他的信誉也蒸蒸日上。与此同时，劳开始了使他名垂后世的著名计划。他向摄政王提议建立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应拥有与密西西比河广阔流域和河西岸路易斯安那州做生意的特权。据说这两个地方遍地都见金银；并且，如果在这场独一无二的贸易中获取巨大利润的话，就可以成为唯一的税赋承包人和钱币的唯一铸造者。贸易特许状于1717年发了下来，公司顺利成立。整个资本被分为20万股，每股500里弗赫，这些股票可用国库券以面值购买，尽管面值500里弗赫的国库券在市场上只能换来160里弗赫。
就在此时，投机的狂潮席卷了整个法兰西。劳氏银行产生了很好的信誉，以致于他所做的任何承诺以及他认为合适的承诺都被人们马上坚信不疑。后来，银行被改建成了法兰西皇家银行。在如潮的赞誉声中，劳和摄政王有点如痴如醉，他们忘记了前者大声宣布过的准则，即如果一个银行家没有必要的资金来支持自己发行的纸币，他就只有死路一条。这个银行刚从私营转为国营，摄政王就指使它发行了面值10亿里弗赫的纸币。这是偏离正确原则的第一步，这时候，法国议会给劳带来了一点麻烦。议会打刚开始起就对劳作为一个外国人对本国的巨大影响怀有嫉妒之心，并且对他提出的计划的安全性提出了疑问。议会还通过一个法令，严禁劳氏银行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征税；禁止所有的外国人以任何名义干预国家财政，违者将给予重罚。
劳在惊惧之中逃到皇宫中，他祈求摄政王采取措施来使议会就范。后者下令逮捕议会的议长和两名议员，将他们关押到远方的监狱，这才压制住了议会的反抗。
遮住劳眼前大好前程的一片乌云就这样被吹散了：从自身的危险境地解脱之后，劳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著名的密西西比计划之中，公司的股份急剧增加。1719年初，政府发布文告，授予密西西比公司全权在东印度群岛、中国、南太平洋诸岛，以及柯尔伯建立的法国东印度公司所属各地进行贸易。由于业务的快速增长，这个公司认为自己更适合被称为印度群岛公司，并新增5万股新股。劳所展示的前景异常辉煌。他保证每份500里弗赫的股票每年可以分红200里弗赫。由于这些股票是被用国库券以面值购买的，500里弗赫的面值只抵得上100里弗赫的实际价值，每一股的利润竟达到200%。一直在高涨的公众的热情使人们无法抵御如此看好的前景诱惑。至少有30万人申请购买这5万份新股；劳在甘康普瓦大街的住宅从早到晚都挤满了渴切的申请人。由于不可能满足所有的申请人，新的股票持有人的名单只能在几周后才能敲定，在这段时间内，公众的焦急心情达到了疯狂的顶点。公爵、侯爵、伯爵以及他们的夫人每天都在劳的门口等候几个小时后知道结果，最后，等候的人数达到数千人，并充斥了大街，为防止互相推挤，他们搬到了相临的套间内暂住，以便能经常靠近那座新的财富圣殿。旧股的价格节节上扬；在整个国家金色梦想的诱惑下，新的申请人源源而至。最后，公司认为可以再发行30万新股，每股5000里弗赫；这样的话，摄政王就可以利用公众普遍的热情还清所有的国债。为此目的，社会上必须有15亿里弗赫的资金。举国上下，人们一片狂热，在这种状态下，即使三倍这样数额的金钱人们也愿意拿出。
这时的劳正处于财富的巅峰，法国人也在迅速地接近痴迷的顶点。劳这时发现他的住处太不方便了，他就搬到了旺多姆广场，并租下了苏瓦松官邸。那些投机商们也随他到了那里。宽阔的广场很快变得和甘普瓦大街一样拥挤：从早到晚，熙熙攘攘。广场上搭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帐篷供买卖股票和出售饮料点心。人们高声谈话的声音整日沸声盈天，以致于法庭设在广场边的一位法官向摄政王和市政府抱怨说他听不到律师辩护的声音。
看到同胞们一个个做着愚蠢的事且不能自拔，马歇尔·维拉尔斯这个心地正直的老兵感到非常苦恼，一提到这件事他就气不打一处来。有一次他坐在马车里驶过旺多姆广场，看到人们醉心于买卖股票之中；这位性格暴躁的绅士心里很不痛快，他突然命令车夫停住马车，然后他把头伸出车窗，对着人群大声疾呼了半个钟头，要求他们停止这种“招人厌恶的贪婪行为”。这个举动看来不太明智。人们的唏嘘和嘲弄潮水般涌向这位勇敢的绅士，直到他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东西破空飞向自己的脑袋时，才悻悻地驾车狼狈而逃。以后他再也没有这样做过。
两个更加清醒、安静和富于思辨思想的学者，德·拉·莫特和提哈松神父互相祝贺对方至少没有卷入这场奇怪的狂热行动。但几天后，这位德高望重的神父就前去苏瓦松官邸买股票去了，当他出来时，正碰上为同一目的向里走的朋友德·拉·莫特。他说：“哈!那是你吗?”“是的”，拉·莫特快速从他身边走过，说：“那可能是你吗?”他们第二次再聚在一起时，两位学者高谈阔论哲学、科学、宗教，但再也没有勇气对密西西比计划发一句微词了。最后，当这件事终于被提起时，他们一致同意以下结论：一个人永远不应该发誓不干某一种事；还有，世上不存在什么即使聪明人也不能享受的豪华与奢侈。
在那个时代，劳这位新财神成了国内最重要的人物。摄政王的接待室里留不住一位朝臣，因为无论是贵族、法官还是主教们都涌进了苏瓦松官邸；陆军、海军的将领，地位尊贵的女士们，以及每个世袭有爵位或身居要职、认为自己有优先购股权的人都坐在劳的会客室，乞求劳卖给他们印度公司的股票。劳非常繁忙，连1/10的申请者也会见不了。所以申请者们绞尽脑汁，想出各种策略以接近他。许多人每天都到这里，坚持了两个星期才达到目的。有人想出了极其滑稽可笑的办法来争取与他谈话的机会。有一位努力几天仍不能如愿的女士，放弃了在劳家里访问劳的希望；但是，她命令自己的车夫，当她外出时，他必须仔细观察，如果看到劳先生走过来就让马车撞到灯柱上，把她摔下。她的马车夫保证完成这个嘱托。这位女士在城中一直转了三天，心中一再祈求上帝赐给她被摔下的机会。第三天快结束时，她终于看到了劳先生；她马上抓住缰绳，对车夫大声叫道：“快让马车翻倒!以上帝的名义，让马车翻倒!”车夫驾车向柱子撞去，这位女士尖叫着，车子翻了。看到这场事故的劳当然不会放过向女士献殷勤的机会，马上跑到出事地点来救助。这个狡猾的女士被带到了苏瓦松官邸，在那里她觉得自己应该从“惊恐”中恢复过来了。他向劳先生道歉之后坦白了自己的计谋。劳微笑着记下了这位女士的名字，允许她买一定数量的股票。另一个故事讲的是布莎夫人的事。她得知劳在某座房子里吃饭后，就驱车前往，谎称房子已经失火。公司的人立即离开饭桌向外逃命；当所有的人往外跑时，劳却发现有一位女士急匆匆向他走来，他觉察到其中必定有诈，就向另外一个方向跑走了。
有一段时间，由于人们自信心增强，贸易也变得发达起来，做生意无不有利可图。特别是在巴黎，这种情况更是明显。外地人从各个方向涌进首都，他们不仅要挣钱，也要花钱。奥尔良公爵夫人，即摄政王之母，曾粗略地计算过这一时期巴黎人口增加的数目，有30.5万人。主妇们不得不将床支在阁楼上、厨房里、甚至马厩中以满足不断增加的借宿者的需要；城里满目皆是各式各样的马车和其它交通工具，以致于在主要干道上它们也只能缓慢前行以避免事故发生。全国的织布机都在异常忙碌地赶制华丽的缎带、丝绸、宽幅细布和天鹅绒。这些东西的价格由于纸币发行量太大而涨到了原来的四倍。食物的价格也一日千里。面包、鲜肉和蔬菜的价格以前的人连想也不敢想；劳动的报酬也以同样的比例上涨。以前每天赚15苏的工匠现在拿60苏。到处都在建新房子；一种虚幻的繁荣照花了全国人民的眼睛，没有一个人看到地平线上预示风暴很快就要来临的乌云。
1720年前社会仍然不断走向繁荣。议会一再发出警告：纸币发行量过大迟早会使国家经济崩溃。但是这些警告被置若罔闻。对财政一窍不通的摄政王认为，既然发行纸币能带来这么大的好处，那就不应该对发行进行任何限制。如果5亿里弗赫的纸币就有如此的优势，再发行5亿就能有更大的好处。摄政王这个巨大的谬误没有遭到劳的反对。人们极度的贪婪支撑着这个海市蜃楼：印度群岛股票和密西西比股票的价格越高，银行就同步发行越多的钞票。这就象波将金(1739-1791，俄国陆军元帅，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和亲信)为使他的女皇惊喜而建造的富丽堂皇的宫殿：巨大的冰块一个叠着一个；顶上带有涡卷形装饰、爱奥尼亚式的冰柱显露着工匠炉火纯青的技艺，这些冰柱形成了一个高贵典雅的门廊；冰做的圆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太阳的光芒只能使它镀上一层金色，丝毫不能融化它。它金光闪烁，象用水晶和钻石建成的；但一旦从南方吹来温暖的轻风，这座雄伟壮丽的建筑物就溶化了，并且不可挽回。劳和他建立的纸币系统也是如此。一但公众的不信任之风不断地吹向它，它就会变成一堆废墟，谁也无法使它重振雄风。
第一次小小的警告发生在1720年初。孔蒂亲王由于在要求购买新上的印度股票时被劳拒绝，就用三辆马车拉着自己的数额惊人的纸币到劳的银行，要求将纸币兑换成硬币。劳向摄政王抱怨，说孔蒂亲王此举如果被许多人效仿的话会给国家造成很大的危害。摄政王对之也很清楚，就派人把孔蒂亲王找来，生气地命令他把自己兑换来硬币的2/3重新存入银行。亲王被迫遵从这个独裁的命令。令劳高兴的是，孔蒂此举并不得人心，每个人都谴责他的吝啬和贪婪，都认为劳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非常奇怪，这次虎口脱险并没有使劳与摄政王明白紧缩银根的紧迫性。出于不信任，又有许多人模仿了孔蒂的举动。稍稍精明的股票投机者都正确地预见到股票价格不可能永远攀升。对银行投资很多的布尔东和拉·理查迭赫悄悄地、每次一小部分地把他们的纸币兑换成硬币，并将硬币运往国外。他们还买了许多能尽量带走的金银器皿和昂贵的珠宝，然后秘密运到英格兰或荷兰。一个名叫韦尔马莱的投机商嗅到了即将到来的风暴，就购买了价值超过100万里弗赫的金币和银币，并将其装到农夫的一辆马车上，用干草和牛粪盖好，然后，他装扮成一名浑身肮脏的农夫将一车贵重的东西安全运到比利时，又从那里设法运到了阿姆斯特丹。
时间一长，流通的硬币就出现了严重的匮乏。虽然采取了许多措施，政府还是没有遏制住贵重金属不断流向英格兰和荷兰的趋势。留在国内的少量硬币也被小心翼翼地保存或隐藏起来，最后，国内硬币到了极度匮乏的程度，贸易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劳开始了他大胆的设想：完全禁止硬币的流通。1720年2月，政府颁布了一个法令，禁令任何人拥有超过500里弗赫的硬币，违者除没收所有硬币外还要被处以数额很大的罚款。它还鼓励人们寻找违规者；它保证告密者可以得到他发现违法金额的一半作为报酬。在这种闻所未闻的政策下，全国响起了一片痛苦的呼声。从此每天都会发生最可恨的迫害事件，摄政王和不幸的劳遭到人们雨点般的咒骂，密西西比股票的价格跌得很快，实践上没有什么人相信这个地区蕴藏巨大财富的神话了。为重树公众对密西西比计划的信心，政府采取了最后的措施。政府宣布了强制征兵计划，巴黎所有贫穷的流浪汉都被强制入伍。大约6000多名街头的地痞流氓象在战时那样被拘留，并由政府提供衣服和工具，装船驶向新奥尔良，据说要在那里的金矿上干活。他们排成队，肩上扛着镐和锹，日复一日地通过巴黎街头，然后分成小队来到各个港口，等待被装船运往美洲。他们之中有2/3没有上船，而是分散到了法国各地，他们卖掉工具来换取所需要的东西，然后重操旧业。不到三个星期，他们中的一半人又出现在巴黎。虽然这样，这个策略还是造成了密西西比股票稍微的好转。许多容易受骗上当的人认为公司又积极地开辟了新的财源，不久以后，金锭、银锭又会潮水般涌进法国。
在君主立宪制度下，人们也许会找到更切实的办法来重建公众的信心，比如英国，在后来的某个时候，同样的欺诈带来了相似的痛苦，但却采取了迥异的办法来弥补邪恶带来的损害!不幸的是，在法国，弥补损害的角色又落在了造成损害的人手里。摄政王努力想让法国从灾难中解脱出来，可他专横的作风反而使它陷入了更深的泥淖。一切交易只能用纸币进行，从2月1日到5月底，纸币就发行了15亿里弗赫，合600万英镑。可是，只要出现过一次惊慌，政府就再也无法使人们对不能兑换成硬币的钞票怀有任何信心了。
毫无疑问，印度群岛公司的信誉对于全国范围内纸币的信誉有很大关系。于是，内阁会议提议，如果赋予公司一些特权可以使它渡过困难时期的话，那将能带来很好的结果。带着这种想法，内阁建议将进行海上贸易的特权赋予公司。政府于是颁布了相应的法令。但是，非常不幸的是，这个法令忘记了这样会使全国的商人全部破产。关于赋予公司这个巨大特权的想法遭到了全国的嘲弄，人们一次次上书议会，要求他们不注册它。他们这样做了，但却惹火了摄政王。他说他们这么做的结果是煽起了叛乱之火，并把他们放逐到布鲁瓦兹。议员们大义凛然地到了那里，他们决心与摄政王对抗到底。
在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法国以在歌唱中发泄不满而闻名。下面这首讽刺诗就出自那个时期：
星期一，我买股票去，
星期二，我赚了几百万，
星期三，我买家具，
星期四，我买好衣衫，
星期五，我跳舞去，
星期六，我进了乞丐收容站。
由于公众心情激奋，劳尽量不使自己在没有护卫的情况下暴露在大街上。他把自己关在摄政王的皇宫中，以免受到任何攻击；每当他冒险出门时，他不是乔装改扮就是坐在一辆两旁有全副武装护卫的皇室马车上。关于人们对劳的憎恨程度如何，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如果他落入人们手里会受到怎样的对待。一个名叫布尔赛的绅士坐着马车通过圣安杜瓦纳大街时，去路被一辆出租马挡住了。布尔赛的仆人不耐烦地叫那位出租马车车夫把道让开。对方拒绝了，他就一拳打在对方脸上。骚动之中，一大群人围在了四周。布尔赛走出马车想调解一下，可那位出租马车的车夫认为他又是一个攻击者，恐怕自己双拳难敌四手，就放声大叫起来，“救命啊!救命啊!杀人啦!杀人啦!劳和他的仆人想杀死我!救命啊!救命啊!”听到叫喊，人们都手持棍棒和其它武器从他们的商店里冲出来，其他的人则收集起石块来向那位想象中的银行家报复。幸运的是，耶稣会的教堂的大门其时正大开着，布尔赛和他的仆人看到人们向他们冲过来，就飞快地向里面跑去。他们跑到祭坛边，人们也追到那里。要不是他们发现通向圣器室的门开着，马上跳进去把门在身后关死，他们肯定会受不少苦头。在又惊又怒的牧师的劝说，暴徒们才离开了教堂。他们发现布尔赛的马车还留在大街上，就把怒火发泄在了这上面，把马车毁坏得面目全非。
1720年10月，一个命令发布了，它规定第二年9月以后所有面值在1000至10000里弗赫的钞票都将没有任何价值。印度群岛或密西西比公司被剥夺了造币权、代收赋税权以及其它所有的优势和特权。这个公司成了一个地道的私人公司。这个措施给了整个纸币系统一个致命的打击。劳已失去了对法国议会的任何影响；公司也被剥夺了豁免权，再也无回天之力。所有被怀疑在全国人民都在受骗时牟取非法利润的人都被搜寻出来并受到了重金罚款。
由于在国内生活已经不再安全了，在绝望之中，劳决定离开法国。人们都认为他已是个家财万贯的富豪。但是，这个想法完全错了。尽管在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赌徒，他却表现出了很大的慷慨，他不愿以毁灭一个国家为代价来使自己变成富人。在人们对密西西比股票的痴迷达到顶峰之时，他毫不怀疑他的计划将要达到最后的成功：使法国成为欧洲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他把自己全部所得购买成了法国的地产--这个举动可以证明他对自己计划稳定性的信心。他没有积聚一件金银器皿或珠宝，也没有象不诚实的投机者那样把钱送往国外。除了一颗价值约五、六千英镑的钻石外，他所有收入都投资在了法国；当他离开法国的土地时，他几乎一贫如洗。仅这个事实就可以洗刷掉经常不公正地加在他头上的欺诈的罪名。
劳于1729年在威尼斯去世，去世时他的处境非常悲惨。下面就是当时人们为他写的墓志铭：
“这里长眠着那个著名的苏格兰人，
他的计算技巧无人匹敌，
他用简单的代数规则，
把法国变得一贫如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