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谁能来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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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谁能来救你
还是牛市吗？当然不是，除非我们自己重新定义，那就是定义和定义的概念之争了。其实，当人们还在争论牛熊时，股灾已经悄然而至，沪指跌破三千就是股灾。从牛熊之辩到救市之争，背后是对股市与经济的趋势性判断，其一是晴雨表，其二是旱天雷。前者，意味着股市暴跌仅仅是经济增长盛极而衰的预告；后者，意味着经济的基本面依然强劲，但股市在修正期由于缺乏政策支持而导致恐慌性抛售，酿成股灾。
不管是什么原因，股灾发生而无救灾机制，这是一个制度性问题。从格林斯潘在1987年10月19日股市暴跌前后的反应看，央行承担着“救灾”的责任。他在听到股市暴跌508点后返身登机飞回华盛顿，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赶在股市开盘前的一个小时发表声明，这三个连续动作如此紧凑，说明格老是把处理股市危机视为他的任内责任。此外，当几大投行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菲兰希望启动紧急休市预案时，他们不是打电话给证监会，而是打电话给当时的财政部长贝克，这个细节说明，股市危机的处理也是财政部的职能。其实，这个职能在股市印花税税种的设置中已经存在，印花税的收取者理所当然承担稳定市场之责，就像菜市场的收税机构要维护菜市场秩序一样。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亚洲金融危机时期香港政府的救市行动，也能证明在股灾发生之时，救灾的责任不在证监会，而在金管局，著名的“任三刀”是金管局长任志刚先生的行动。总之，股市的救灾机制应该是在证监会常规性监管之外的紧急预案，这是现代金融监管体制的基本特征之一。所以，人们呼吁证监会采取行动的诉求本身是找错了对象，《证券法》中并没有任何一项条款对证监会有救市的授权，各国的股市救灾案例中也都能看到各地都有在证监会之外的救灾机制。
明确了救市之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救市？没有危机，何来救市？这种判断看似合理，其实不然。经济的危机可能发生在两个层面：一是实体经济，二是虚拟经济。如果只有在实体经济的层面发生危机才谈救市，是对虚拟经济的排斥。股灾雪灾都是灾，此灾之危胜彼灾，因为雪灾之危是短期的，而股灾之危却是长期的，甚至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的一蹶不振。当年的阿根廷曾经是世界第八大强国，但由于没能完成自身的证券市场建设，主要依赖对外举债，在1989年债务危机爆发时，几乎完全被债权人和投机者掐住了脖子，国民经济彻底崩溃，几年间滑落到世界经济的第84位。在现代社会，如果还认为股灾不是灾，股灾不该救，那就失去了对国民财富的基本认识。
国民财富和股市财富的关系很简单：国民财富是骨肉，股市财富是皮毛。但是在现代经济体系中，虚拟经济超越实体经济日益上升为国民经济的主宰，股市财富的地位上升了，开始成为决定国家贫富的标准。著名的秘鲁经济学家索托在他的名著《资本的秘密》一书中写到，第三世界的贫穷不是因为没有财富，而是因为没有资本，穷人拥有的棚户区资产的价值富可敌国，却由于不能合法流动和交易而不被承认为财富。富国之富，是由于有现代产权制度，所以使原本不流动的资产流动起来，在交易中释放了资产的价值。现代产权制度的意义不在于保护资产的所有权，而在于保护所有权的交易。社科院的何帆先生把索托的研究成果介绍到中国，使我们能够理解产权的流动和交易如何改变了国民财富的性质，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资本市场对国民经济的重大意义。所以，笔者一再呼吁，“沪指六千是大国崛起的基石”。如今基石已经变成了“屋脊”，股灾已经威胁到经济，人们还在奢谈理论，推卸责任，视若无睹。此时的救市，一曰救民，因为股民水深火热；二曰救市，因为股市制度不善；三曰救国，因为股市的健康发展决定国家的未来。
应该看到，股市的暴涨暴跌已经威胁到股权分置改革的成败。舆论所及，开始挑战股权分置改革的必要性和“大小非”的流通权。人们开始怀疑股权分置改革的诚信，威胁到市场的制度诚信。因此，即使仅仅从股权分置改革的角度来看，救市行动也已经迫在眉睫，必须依法拓宽合规资金的入市渠道，为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保驾护航。股权分置改革本身就是一次大规模的救市行动，是让中国股市一举治愈先天疾病，走向未来